仅民事案件已经让人民法院执行局应接不暇，如果再将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权的案子交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只会加剧法院执行案件量与法院执行能力不匹配的矛盾。

[36] 严复：《宪法大义》，载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我国宪法教科书在区别宪法和法律之时，主流观点认为宪法最高法，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

[3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0 页。[33] 严复：《宪法大义》，载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三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采用较多的国民代表机关审查制。这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走出关键的一小步，将来在适当的时机迈出更大的步伐才能更稳健。德国宪法法院模式又称凯尔森模式，是指在联邦和各州分别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在各自管辖范围内集中行使违宪审查权和处理国家不同机关间的权限争议，对有关法规进行具体或抽象的合宪性审查。

我国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也属此制度。二是欧陆国家采用较多的专门机关审查制。社会系统对个人信息的需求体现了其急速扩张乃至走向自我毁灭的趋势。

原因在于这一分类依然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传统社会二元结构，而不能完全对应现代社会，比如兼具公共与私人领域性质的网络系统结构。宪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构成性(constitution)的社会制度。[10]有关社会宪治研究，See Roger Cotterrell,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concept of law，Ratio Juris, Vol 21, No.1(2008), pp.1-18. [11]同注[6]，第23页。在刑法学研究内部，经济自治与经济行为危害判断相对于传统侵财案件的特殊性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系统符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纲要连接，每一次系统运作建立在前一次运作的基础上。[40] 在现有研究者看来，兜底性条款，特别是涉及经济活动行政许可的刑法规范适用在多数情况下，需要结合其他社会系统的运作逻辑来进行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法律的运作封闭受到影响，从而也就降低了卢曼系统论的说服力。

不过我们也应当注重这种研究范式切入法学研究的方式及其限度。[19]同注[8]，第124-125页。[41]我们认为，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弊端开始显现，而国家政策对民间资本向金融业渗透的鼓励，对在普惠金融旗帜下进行的各种金融创新试错的宽容，使得缺乏有效金融监管下的各类民间融资活动的风险逐渐凸显，非法集资案件频发。

在政治与法律的结构耦合中，罪刑法定作为宪法原则体现了两种系统不同运作逻辑的同时展开。社会宪治是功能分化条件下实定宪法的重要补充，也是罪刑法定实质内容在政治一法律关系之外的判断标准。宪法上述功能的产生在于其具有并不属于任何一种社会子系统，但是又可以成为各社会子系统结构的特性。[5] See 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translated by John Bednarz and Dirk Baec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288. [6][德]贡塔·托依布纳：《宪法时刻来临？——触底反弹的逻辑》，宾凯译，《交大法学》2013年第1期，第44页。

[德]洛塔尔·库伦：论刑法与宪法的关系，蔡桂生译，《交大法学》2015年第2期，第157-167页。首先，基于个体尊严衍生的法益观并不明确，宪法原则的抽象表述无法直接对个案解释发挥指导效果。

[46]通过对系统间社会宪治的刑法识别，作为结构耦合的基本权利构建最终回馈保障个体自由的刑法任务。不过，立法与司法分立本身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系统吸纳外部环境复杂性所需要的结构性条件，因此在这种分立之下，教义学又成为弥补立法漏洞，增强司法规制社会诸领域能力的系统内部再次区分。

在制度设计上，刑事司法与宪法实施的功能也不一致。过度质疑和否定法定犯的扩张，反而不利于个人自由的实现。注释: [1]尤以近来张翔教授与劳东燕教授发表的有关刑法教义学与宪法理论关系问题的论著为代表。[20]参见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4页。See Philip Selznick,Sociology and Natural law，Nat. LF, Vol 6, No.1(1961), p.107.这里的法理秩序与系统理论下的社会宪法秩序在思路上类似。在这种系统运作模式中，系统的符码与纲要(code and program)成为关键。

这与强调我国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具有密切联系。刑法无法代替金融监管机构对经济支付活动活动展开的直接监管(自我限制)，刑法无法直接规制经济系统的风险。

虽然社会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想象，但正是由于社会理论思考问题的方式，特别是思考现代社会演化根基的问题意识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规范(法律、道德、伦理[47]等)问题具有启发。但是，由于新兴社会领域的演化时间不长，刑法对社会构建意义上新兴基本权利的识别必须格外谨慎。

在社会宪治模式下构建刑法合宪性控制，需要借助系统理论的重要阐述。宪法是抑制系统自我膨胀的外部机制。

面对金融危机，传统宪制下的刑法体系在事前防范与事后追责中都尽显尴尬。例如在经济领域，刑法应坚守限缩解释，尊重经济系统的自我反思机制民主集中制成为国家机构原则。这种保护确实被认为是普遍道德真理或善（generalized moral rightness or goodness ）。

[36]这意味着审查模式向实施模式的转型须正视我国的宪法历史，减少对违宪审查的理论依赖，挖掘本土宪法资源，塑造宪法价值。除了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之外，彼时的宪法被认为是政治准则，即使在今天，宪法依然被视为首先是对立法机关发布的命令。

在美国，虽然对于立法机关界定自由存有争论，但是法院明确宣称，国会在创制权利方面享有优先权，这里的创制即为国会依据宪法第五条界定权利的内容。二是对国外宪法理论的生吞活剥。

立基于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分析方法将宪法作为既定有效的政治事实，结合宪法的政治程序特征，在探究宪法规范属性的前提下探索宪法实施的空间。[23]宪典是政治家所不能忽略的，其共相构成宪德。

它四面临风，我们敢冒这个险吗？[6]因之，无论在欧洲大陆的德国还是大洋彼岸的美国，自然法思维都已在学说和司法中式微，而转向了实证主义，但此时的实证主义已非彼时的纯粹法学时期，而是通过主体客体并存的阐释模式界定法律的含义。只有将宪法和宪法法区别开来，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宪法概念，即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在解释的时代里，立法机关通过界定基本权利的含义塑造宪法价值。戴雪在《英宪精义》中专辟宪法与宪典一章，用以区分二者。

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一般意义上，实施包含救济、执行，广义的实施尚包括界定、形成、限制和保护。

[33] 严复：《宪法大义》，载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国会创设权利既不能超越自身界限，也不得侵犯法院的权力。

二、意义的形成 在仇恨和怀疑的心理驱使下，自由主义的狂热分子将实施作为法院的特权，法院垄断了宪法实施，成为宪法实施的唯一机构。我国宪法教科书在区别宪法和法律之时，主流观点认为宪法最高法，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